当第一辆插着特许状旗帜的商车驶出莫斯科，阿列克谢收到额尔德木图的密信：“办得漂亮，大公阁下。为了酬谢你的功劳，我已为你向师相提议嘉奖，若无意外，师相必有奖赏——你在我帅帐看到的蜂窝煤，其生产机器将会特供给斯特罗加诺夫家族。愿从今往后俄罗斯的煤火，会比克里姆林宫的烛光更亮。”
阿列克谢·斯特罗加诺夫深吸一口气，抬头望向东方，他仿佛看到明军在乌拉尔山以西的驻军在喀山点亮闪烁的篝火，如同撒在俄罗斯东部土地上的一把金箔——那是比任何头衔都更实在的权力证明。至于乌拉尔以东，“大明领土”正随着界碑的竖立，成为波雅尔们不敢触碰的禁区。
时光飞逝，当莫斯科的初雪落在克里姆林宫尖顶，城中偏东处的波雅尔学院青铜门环上已经凝出冰花。阿列克谢大公的马车碾过铺着明式青砖的广场，车辕上的双头鹰纹章旁，新漆的明式云纹清晰可见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朱红。
“大公阁下，”学院首席教习鲍里斯迎出门，袖口的明式补子绣着狮子纹——对应沙俄的亲王品级，“诺夫哥罗德、喀山分院的匾额都已由沙皇亲笔题写，今日首批学员正行开笔礼。”
议事厅内，五十名波雅尔子弟跪坐蒲团，面前摆放着宣纸、狼毫与端砚。阿列克谢看着鲍里斯示范“沙皇”二字的写法，墨汁在宣纸上晕开，忽然开口：“合格者除了优先晋爵，还可获‘大明通商许可状’——凭此可在大明购入货物时可减免三成关税。”
年轻贵族们的笔尖全都不自觉地一顿，眼中闪过精光——他们知道，这意味着家族商队能在大明商社换取更多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棉布乃至各种新式铁器工具，无一不是大大有利可图的好货。
年轻贵族们一边心思飞转，一边偷偷瞥看阿列克谢大公胸前的麒麟补子。
俄罗斯沙皇国的官爵制度改革诏书早已颁布，学院内主教学楼外墙壁上的品级表将沙俄贵族与明式官阶做出综合：沙皇以下，最高爵位是皇室大公，为超品，绣麒麟纹；非皇室最高爵位为亲王，列正一品，绣狮纹；以下公爵从一品，绣虎纹；侯爵正二品，绣豹纹……直至九品芝麻官，补子绣鹌鹑。
阿列克谢·斯特罗加诺夫并非皇室出身，但他的苏兹达尔大公金徽章之下，却赫然是一块明式麒麟补子——这是皇室正一品的象征，与他的特辖军统帅腰牌交相辉映。至于来历，则是因为一些阴错阳差的意外，不过外人并不知情。
在俄罗斯贵族品阶改革之前，额尔德木图这个外人并不清楚沙俄的爵位体系，只知道沙皇以下最高爵位乃是“大公”，而大公以下的爵位他却一无所知，还以为跟大明一样，因此当时许下诺言，将“苏兹达尔大公”提前许给了他。
由于在奥卡河畔的决定性大胜，俄罗斯国内一时无人敢于对此表达质疑，可是等到贵族品级改革，额尔德木图看了报告才知道这事闹了乌龙——俄国制度与大明不同，他们的贵族制度本质上是学的欧洲那一套。
欧洲的“大公”其实是三种不同概念的集合体，其差异堪比伏尔加河与多瑙河。首先是以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为代表的Archduke（Erzherzog），这个源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专属于皇室直系成员，如同后来沙俄皇子必然获得“大公”称号一般，是纯粹的血缘标识而非领土象征。正如腓特烈三世将奥地利大公头衔合法化后，它便化作哈布斯堡王冠上的金丝，只缠绕在嫡系血脉之间。
其次是拿破仑时代兴起的Grand Duke（Großherzog），这类大公往往是独立公国的统治者，其地位介乎国王与普通公爵之间。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曾以此号令亚平宁半岛，而今卢森堡大公亨利仍在延续这种传统——他们头顶的冠冕需要领土作为底座。
当然，令额尔德木图困惑的还得是斯拉夫世界的Grand Prince（Вeлnknnkhr3ь），这个源自基辅罗斯时代的称谓最初属于割据一方的君主，却在伊凡雷帝改制后沦为皇室子嗣的装饰品。
正如莫斯科大公的权杖最终化作沙皇权杖上的雕纹，这种大公头衔已与封地无关，更像是嵌在留里克或者后来的罗曼诺夫家族徽章上的红宝石。
如果说大公是凝固的权力琥珀，那么“亲王”（Prince）就是流动的水银。在德意志体系里，Furst（领主亲王）与Prinz（血缘亲王）的区隔犹如易北河的两岸一般被明确区分——前者是拥有实地的封建主（如列支敦士登亲王），后者仅是王室血统的证明（如普鲁士王子）。这种差异在汉语翻译中常被抹平，就像把“万户侯”与“皇太子”都称作“殿下”一般，其实是有问题的。
至于英国王室的“威尔士亲王”则展现出另一种维度：它既是王储专属的进阶阶梯，又是征服者对被吞并土地的象征性统治。与此类似的还有西班牙王储的“阿斯图里亚斯亲王”封号，这里就不一一拆解分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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